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,就是阅读诗歌。如果你们以为,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,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,那你们就错了：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。问题在于,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,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、最浓缩的方式；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——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——-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。
——布罗茨基《怎样阅读一本书》
徐晋如：诗歌使人心灵不死——略谈诗教（转自恕堂六鱼居）
在很久以前，我向往做一个鲁迅那样的启蒙者，但是我发现那条路越走越绝望。在绝望的时候，带给我慰藉的，只有诗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懂了孔子，知道了惟上智下愚不移的道理，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：原来，启蒙，正像尼采所说的那样，「武装人民，最终是武装了暴民」。我的启蒙之梦一下子就醒了，也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不再写诗。
不再写诗，对我来说，并不是一件损失，反而意味着，我的心灵不再痛苦到时时需要诗歌作为镇痛剂。当我不再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，而是把自己定位成儒教士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不再试图去启蒙，而是努力去教化时，我发现自己的痛苦也少了许多。而这个时候，诗词对我来说，有了一层新的意义：牠是我传圣门之道的工具。
圣门的道理堂庑深大，而其根本意旨，则在培养以知识德能为主的士大夫阶级。这个阶级，在西方叫作自然贵族——Natural Aristocracy。在传统中国，对这阶级的培养，是依靠诗、礼、乐这三教而实现的。而诗教又是其中最基本的。孔子设此三教，真非有大智慧莫办。所谓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诗、礼、乐的陶冶能净化人的气质，提升人的境界，而使人格臻于完善。
近世西方有通识教育——Liberal arts之说，其教育理想，是培养有自由精神、注重向上发展的人格，考其情实，与吾圣门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」同其沆瀣。我个人服膺《大学》的理念，故亦认同通识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出路所在。既然通识教育和圣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，那么，我们就不应忽视传统的资源。既然诗教在历史上曾起到良好的作用，今天我们苟有志于施行通识教育，便不能不重视诗教。
什么是诗教？我不认为中华诗词学会推行的「诗词走进大学校园」、「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」就是诗教。让学生掌握诗词格律，乃至会诌上几句，这决不是诗教。至于把诗词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，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在意识形态的框框里，更加不是诗教，而恰恰是诗教的反面。今天某些人借讲诗词来宣传「爱国主义」，从表面上看，与圣门教忠有相似之处，实际上，二者完全不同。圣门的忠，落实到个人的内心修为，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，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「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」，忠于信仰，忠于理念，而非忠于一家一姓，以此可知，今人每每说古人愚忠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而爱国主义却是在要求人发生一种对外物的爱，这与基督教教义要求先爱上帝，再爱妻儿，其本质毫无二致。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，无益于人心的充盈向上，更加不利于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养成。从这个例子，就可看出，真正的诗教一定是属于通识教育的，一定是要落实到个人的。
我们必须要明白，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。正像早年郭沫若所说的那样：「生命是文学底本质，文学是生命底反映」；「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。」只有认清诗的本质，诗教才不会走向牠的对立面，变成政治的附庸，洗脑的工具。
诗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的宣泄，是自由，诗教就必须要把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，当作所有美德当中的第一美德。除此之外，民胞物与的情怀、担道弘毅的精神、对知识、对往圣先贤的敬畏之心，都应成为诗教的内容。
2006年的春季学期，在张海鸥教授的力荐之下，我给中山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部分同学开设了诗词写作课，在第一堂课，我就明白了当地指出，这「是一门讲写作实践的课程，但其本质是美育。希望同学们通过这门课的学习，不仅能掌握旧体诗词的平仄、格律、章法，更进而对中国古人高雅的审美旨趣有一通盘之了解，而最终能够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。」我把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概括为三点：（一）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；（二）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；（三）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都是屈子的话。我认为，屈子就是中国诗人完美人格的象征，即算今天诗人写不出屈子那样芳馨悱恻的诗作，也要在人格上向其看齐。培养有屈子人格精神的当代人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教。
然而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平等哲学为根本价值观的社会，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，人们天然地仇恨一切高贵的品行。拙著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，网上骂声一片。骂什么呢，骂的就是我对高贵的人文精神的倡导。他们对于高贵的仇恨，正是基于现代性平等的诉求。在古典时代，人们信奉孔子的差等哲学，我不如你，所以我应该见贤思齐，我应该反求诸己；而在信奉平等的现代社会，就变成我不如你，所以你必须跟我一样。这种平等的道德观，只能导向人类心灵的整体堕落。
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以科学主义为基本信仰的社会。科学的初意，是人对物的控制，但重科学而轻人文，其结果便是人以为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这样人们便再也没有了敬畏，以为任何事情，只要想做，就可以去做。却不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些事，就算能做成，也决不该去做的。科学的根本问题，即在于牠是惟物质的，放逐了人文。杜亚泉先生说：「现代社会之堕落，不能不以受惟物论哲学之影响，为重大之原因，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，宇宙无神，人间无灵，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。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，鼓吹其间，觉自然之迫压，生活之难关，既临于吾人之头上而无可抵抗，地狱相之人生，修罗场之世界，复横于吾人之眼前而不能幸免，于是社会之各方面，悉现凄怆之色。悲观主义之下，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，宇宙之美观如何，均无暇问及，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，如何而得免于淘汰，为处世之紧急问题。质言之，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，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。如此世界，有优劣而无善恶，有胜败而无是非。」这种「有优劣而无善恶，有胜败而无是非」的社会现实，只能造就残民以逞的人格。
古往今来，未有以物质立国科学立国而能长久者。立国的基本，只能是人文，物质也好，科学也罢，始终只能是工具。我以为，诗教正是通向人文立国的一条便捷途径。现在，该是我们重新反思以平等哲学、科学主义为主的现代性的时候了。
以上乃就一代之风会而言之。学术界的情况亦不容乐观。从胡适开风气以来，我们的文学研究就走入了一条死路。文学变得与道完全无关，文学研究，只是为了满足小圈子的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。学问在今天不再表现为对道的理解与掌握，却表现为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。而许多的论文，基本上都没有传世的可能。因为牠们所研究的问题，都是古人认为根本不值得关注的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正像荀子所说的那样，「不知，不失为君子；知之，不免为小人。」
学者不再肩负着赞天地之位育的任务，而变成纯粹的科学工作者，这是对文学的最大讽刺。文学的根本意旨，刘彦和在其巨著《文心雕龙》开篇就揭示得再明白不过：原道。原道，不仅是文学的根本意旨，也是文学研究的根本意旨。这个道，不是儒门一家之道，而是人类一切真、善、美的精神的统称。文学研究，决不该是科学的研究，而是偏近宗教的研究。文学研究的目的，决不是要满足学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，而在于通过文学影响世道人心，弘扬真、善、美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开始了我的诗教实践。我坚信一点：教给学生应该如何作向上之努力，比教会他们怎样写论文重要一万倍。
本年四月十二日，我到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讲座，历史系的一位学生听完我的讲座后，给我来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：
上次去广州找景老师，我说因为专业要读的书已经很多很多，基本上不怎么读诗了，老师回答说，对真正喜欢诗的人，诗歌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是说两三年不读诗就会失去诗人的那份情怀……
读大学前，我的世界很小很美满，而第一次离家，所有的一切都崩溃了，从前相信和被迫相信的一切都被次第抽离，心是自由了，可是，「心灵的自由是以终极依据的失去为代价的」，当我读到葛兆光先生的《中国思想史》时，最打动我的不是那「史学」的方法，而是这句「文学」的话语……
什么都不相信了，包括真善美，几次与人起冲突，我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邪恶，我学会算计，我学会怨恨……甚至，我一直以很功利的心态来读书，这些以前都不可怕，毕竟高考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读了大学，我还是像高三的学生那样，连走形式的公共课都很认真地上，只为了成绩，或者，奖学金，保送资格——这让我很难过，初一起，北大中文便是我的梦想，那时便开始附庸风雅，每每写作文都说要「侍砚雪芹」，学术，在我眼里是纯洁的香丘，可是今天，我被摆到这样一个起点上，却突然发现正是我把这些美好的事做俗了——于是，我去广州找了景老师。她是真正的学人。
叶嘉莹老师说诗歌可以使人的心灵不死，那天听老师的讲座，那些沈睡了的感动渐次苏醒，我能感受得到我的童年，也许，是时候找回那些被我抛开的东西了……
我最感动的是她选择诗歌的目的之纯粹。温柔敦厚，诗教之旨也，诗教的本质，是一种爱的教育，牠是为了造就温柔敦厚的心灵，亦即是充盈着爱而不是怨恨的心灵。
面对现代社会中的邪恶，我坚信，惟有爱的力量才是最有力的力量。
胡卯：天才于小韦的火车（转自鸭子的鸭）
《火车》
旷地里的那列火车
不断向前
它走着
像一列火车那样
这首《火车》是20年前中国诗歌界传诵一时的名作。作者是于小韦。
于小韦 原名丁朝晖，《他们》的主要诗人之一。属牛，○型血，现居住在深圳。一个凭直觉活着的家伙，少年时代一直在苏北生活。十八岁时随父母回到他的出生地南京。一直跟随自己的老师学习绘画，1985年开始写诗和小说，1989年搁笔。
画画出身的诗人于小韦赋予每一首诗冷静客观的形式，简约节制的语言，和画面感很强的描写。透过诗人传达出的事物（事件）的表象，深刻地体悟到人类生活中内敛而细微的情感以及人性的朴素和温暖。是一位将诗歌还原于生活将精神之重还原于物质之轻的诗人。
上面这段话出自于小韦的个人诗集《火车》的扉页。这本诗集是2001年出版的”年代诗丛“之一。这也可能是于小韦唯一公开出版的诗集。因为于小韦只写了3到4年时间的诗，作品实在不多。诗集《火车》也只收了61首诗，剩下的篇幅是两篇访谈，要是不加这两篇访谈，诗集的体型将更加单薄。
但这些作品已经够了。尽管他只在1985到1989年间写诗，尽管他只写了几十首诗，但直到现在谈论起于小韦，人们还是说：那是天才。
对于天才来说，有时候确实不用写得太多。一粒钻石远比十吨沙子要有效。
来看看这首留名诗歌史的《火车》。
这首诗的成功之处，首先是画面感。全诗只有4句，简短、清晰。就像一个造型大师，寥寥几笔，就勾勒出了生动的画面。所有人读了这4句，眼前都会出现那列火车的形象。在访谈中于小韦说过，这首诗就是他对美国电影《走出非洲》的一个镜头的感受。怎么样用文字来表达画面，这首诗是典范。
更重要的是这首诗的语言。关键就在那句——“像一列火车那样”。
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诗歌语言。
在这首诗之前，我们熟悉并习惯的诗歌是怎样的呢？
写火车，传统的写法是：像一条巨龙那样。或者，像一条蜈蚣那样；像天上的银河那样。总之，往往是用其他的物体来比喻火车，但是，一首诗本来要写的就是火车，为什么要扯上那么多的比喻呢？
经过比喻以后的火车还是火车本身吗？
有些比喻可以形成隐喻和象征，比如：火车像非洲草原的血管，为黑人兄弟送来幸福。或者：火车像我们时代的探照灯，把非洲点亮之类的。
由隐喻和象征构成的诗，就可以被称为“朦胧诗”了，比如“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”。初读，会想：你丫钥匙丢了关中国什么事？要到老师来说：这首诗隐喻了什么什么，才知道原来他忧虑的不是他自己，他忧虑的是全国人民，在那一刻，他扮演的是总理的角色。
传统的诗歌就是这样的“忧国忧民”，就是要有这样的“中心思想”。
而这首诗的意义，恰恰就在于这首诗没有”“中心思想”。用一句欠扁的话说就是，这首诗最大的意义，就在与它没有什么“意义”。
它的意义是颠覆性的。
我们读这首诗，也许会用我们的语文课本教我们的方式问：这首诗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什么呢？
我们发现，这首诗什么“思想感情”也没有表达，它既没有赞美火车的高大威猛，也没有讴歌火车为非洲人民送来吉祥；既没有揭露现代化对非洲的破坏，也没有反思人类文明的局限。
它就是写了一个画面。
没有表达“思想感情”的诗是有意义的吗？我所受的语文教育告诉我，这种诗是没有意义的。
但是，课外的阅读说，这种诗才是诗本身。
诗歌首先是语言的艺术，用最简约最准确的文字构造一个画面，是诗人的基本功。阅读诗歌，首先阅读的就是语言，一首连文字都排列不好的诗，绝不会是好诗。而一首语言精妙的诗，即便没有什么深刻思想，也是值得称道的。
于小韦的《火车》就只是用文字构成了画面本身。1980年代，那还是“朦胧诗”的天下，这首诗以一种新的诗歌和新的诗歌构成方式的面貌出现。差不多与这首诗同期出现的，是一种新的诗歌理论。那就是韩东提出的“诗到语言为止”，还有于坚的“从隐喻后退”。《火车》在一定程度上，是韩东和于坚的理论的完美实践，它的理论说服力我觉得还要超过著名的《有关大雁塔》、《甲乙》、《尚义街六号》。
诗歌回到“元语言”的状态，剔除了隐喻、抛弃了象征。诗歌语言只对诗歌自身有效。相对于“朦胧诗”，这是一种新的诗歌，新的美。正如叶芝所说的，时代不同了，一种可怕的美已经产生。《火车》这样的诗歌，对于习惯了“朦胧诗”的读者是可怕的，对于只能理解汪国真席慕容的读者是可怕的，对于只学过《回延安》、《大堰河，我的母亲》的读者，也是可怕的。
天才于小韦的火车，装载着中国现代诗的新元素，开进了时代深处，像一列火车那样。
限于《枣读》篇幅，关于于小韦的其他作品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有人评论于小韦的诗说：
他的诗歌有一种安静的美，好像是在树下、在井边、在河岸，好像是午睡刚醒，临窗而立，凉风徐来。
而我觉得，于小韦作为一个诗人的天才之处，在于他以画家的敏锐，用文字捕捉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感觉”。
这种“感觉”也出现在他的另一首诗《草地》中：
地上是草
往前走也是草
在很远的地方停下来
周围的一切仍像是
一种回忆
太阳无所谓东西
这不同于一本书
虽然第一页是字
第一百页也是字
关于这首诗，“词语收藏家”黄集伟老师评论说：
——作者是一个画家。画家写诗与非专业写作者写散文、随笔或小说一样，他们善于将那些无法用画面表达的东西呈现在文字中。惜墨如金的简约是他们的特点。而一个以文字的为生的人，至少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大惊小怪。早在二十年前，他们还在比较谁能大段写风景，这想起来有点可笑呢。我曾在一个短文中说，那些搞科学研究的人，可能才真正是这个世界上合格的解释者。以同样的句式说，对于文字的不可替性代而言，画家们可能是更确切的理解者——他们像太阳光一样，东西南北是无所谓的，而只有光合作用可以让句子更富于生命，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开始，逐渐长大，直到无可替代。
